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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求政治经济学论文
  作者:admin     发表时间:2019-09-03     浏览次数: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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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楼回答很好。可是论点、论据、论证过程都不明显。展开我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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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一九九二年南巡讲话及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经济社会体制的改革以更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传统上我们一直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南巡讲话突破了我们思想上的诸多禁区,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理论基础。由于市场经济诞生在西方发达国家,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西方经济学作为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建设的指导理论在我国大学的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的教育中得到了快速的普及。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大学课程设置中的地位却有所下降。同时,西方经济学中的很多专有名词在我们的大众传媒中也开始经常出现,大家似乎已不再区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针对这一现象,国内有学者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就这一问题进行辩论,特别是在2005年左右,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今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个回顾和总结。一、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科学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规律,我们又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居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位置。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指的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并不包含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①。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社会主义尚处于萌芽状态,对于一种处于萌芽状态甚至是一种以前不曾存在过的事物,我们是不可能做出科学分析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于前苏联斯大林时期,为了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进行一个总结,同时也为了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指导,前苏联组织专家学者曾先后编写了几个不同版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模式来源于前苏联,早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同样来源于前苏联版本,因此具有浓厚的前苏联色彩。形式上,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般也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组成。从根本上说,不管是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源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来源于社会存在。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于一种新的社会实践活动,刚开始我们是不可能有一套系统成熟的理论的,事实也证明先于社会实践的理论预测往往是不准确和不完善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既不同于马克思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描述,也不同于前苏联模式,我们走的是一条不同于前人的道路,没有任何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经济学也必然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地成熟和完善。当我们回头看三十年前,甚至是十年前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我们会发现其对社会主义的描述与我们当前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是我们当前的政治经济学教育在某种程度上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引发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何去何从的担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思想的指导下,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并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加入了WTO,实现了与世界经济的对接。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一种处于探索阶段的社会主义模式来说,代写论文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在我们建立一个成熟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前,我们也是不可能有一整套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社会主义将脱胎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我们知道前苏联是由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农奴社会转化而来,而社会主义中国则是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化而来,并且这两个国家在当时的生产力都极端落后。尽管如此,中苏两国都还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设想,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我们先后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最终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进步和认识的不断深化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与此相应的是,我们在生产关系上也做了许多改革,提出了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应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不再要求任何领域公有制都占主导地位,在分配制度上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模式。在这一时期,作为研究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做了许多修订。从哲学上说,这也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我国的改革和建设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同时,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理论上的争论,比如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劳动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是否创造价值的讨论等等。从根本上说,理论层面的争论主要还是和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处于探索阶段有关,也正是这些争论推动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前进。今天回过头去看我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可以说我们已经在理论上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也正是理论上的突破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提供了指导。可以相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会不断趋向成熟和完善。

  当前,国内有许多学者已将西方经济学改称现代经济学③,或干脆就称其为经济学。我们不要小看这一称呼上细微的改变,这种称呼的改变与我国当前的改革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确切地说也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一个副产品。现在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许多方面,我们正在走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已有二百多年历史的西方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有一个很好的描述和总结,许多理论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大量现实问题也有较强的解释力,这也是最近这些年,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大学教育中迅速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是当我们打开收音机或电视机,收听或收看新闻或经济类节目时,也可不时听到诸如通货膨胀率、贴现率、法定准备金率、CPI、PPI等词汇,即便是普通百姓对这些词汇也略知一二。十年前,这些词汇在我国的各类节目媒体中基本上是很少出现的,普通民众更不可能了解这些词汇的确切含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早在1993年由前苏联建立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System of MateralProduct Balance)转变为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所普遍采用的国民帐户体系(SNA,System of NationalAccounts)④,这也充分反映了西方经济理论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影响。

  我们现在所学习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来源于二百多年前的亚当·斯密,我们每一个学习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亚当·斯密于1776年完成的名著《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其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及经济人假设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石。在此之前,即1759年,亚当·斯密还写了一本小册子———《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在这本小册子中,斯密描述了种种人类的利他行为以及人们普遍的风险厌恶现象。也是在这本小册子中,斯密还描述了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即人们普遍误认为财富可以给人带来持久的欢乐,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但是这种“幻觉”却构成了市场经济中人们创造财富的源动力⑤。可以说这些描述是其后来在《国富论》中一系列思想的早期体现。我们现在一说到经济人假设就想到亚当·斯密,其实应该说在斯密那里,人不仅是自利的,在很多时候人也是有利他动机的,人应该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合一。但是在后来的经济学发展中,特别是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家们抛弃了“道德人”,而仅将经济人作为惟一的分析出发点,而经济人追求利益(效用)最大化的分析思想也迎合了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的的广泛应用。随后,新古典经济学就走上了一条公理化、标准化、机械化的不归路。这种数理化的分析方式赋予了经济学家共同的分析语言和工具,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经济分析中的争议和不确定性。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机械的、高度抽象化的分析方法对现实的大量问题也失去了解释力,因为经济学首先是一门社会科学,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还是有很大的不同⑥,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对社会经济现象做出解释,片面追求经济学的形式化,事实上是与经济学解释现实、指导社会实践的使命背道而驰的,这是西方经济学当前所受到的诸多批评之一。面对种种批评,西方经济学发展出了诸多新的分支学科,如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等等分支学科,以期对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给出更加合理的解释。但是,我们同时也应看到这些分支学科在西方经济中并没有占据主流地位,当前占主流地位的还是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经济学等以数理、计量分析为主要分析工具的宏观经济学派。当前,尽管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已经较为成熟和完善,但其对现实经济政策的制定却没有太大的作用,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格列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曾长期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他在2006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对于我们这些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来说,现实世界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过程是令人沮丧的。一个不幸的事实是,过去三十年的宏观经济研究成果对于实际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分析几乎没有影响,……,现代宏观经济研究并没有在实际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广泛作用表明,它(现代宏观经济研究)并不是为实际经济政策制定服务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可能是成功的,但它对宏观经济政策却没有太大的贡献”⑦。曼昆的话表明,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已经较为完善,但是对于实际经济生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影响却非常有限,这也表明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

  一般地,我们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物质利益关系或阶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既然二者的研究对象不同,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冲突呢?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土地、劳动、资本是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几种基本资源或者说是基本生产要素⑧,按照西方经济学最大化的分析方法,各种资源根据各自的边际生产力获得报酬或者说是利润,那么利润从哪里来的呢?这必然又会涉及到生产关系,涉及到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这种边际分析方法最终还是回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畴之中,这也说明我们无法摆脱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而单独研究资源配置问题。

  任何一种成熟的经济理论或学派,都必须有三个组成部分,即硬核(hard core)、保护带(protectivebelt)和分析方法(analysis method)。硬核是其理论核心,是指不可证伪的理论或无法加以拒绝的公理,它一般由最能反映这种理论体系特征的核心概念组成。比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都是其各自的理论硬核。保护带是其基本理论的延伸,是指一组附属性假说或假设,这些假说或假设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或试验加以检验、证伪或拒绝。新公司能否查询到个人的社保缴费。保护带是保卫硬核不受经验事实的反驳或否定。保护带本身可以被修改、调整和替换。分析方法是其理论的主要研究手段和方法不同的理论或学派可以有不同的分析方法,也可以有类似的分析方法。相对而言,分析方法不如硬核或保护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或学派的典型特征那样浓厚。西方主流经济学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现在虽然有不少人,包括一些西方学者质疑西方经济学“硬核”———经济人假设,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经济人假设对人自利行为的假定大体上还是合理的。并且,随着数理和计量方法的发展,西方经济学的许多理论也可以得到证实或证伪。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入手,根据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得出了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替代的结论。应该说马克思的分析是严密的,但是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所说的那样,马克思并没有对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到了列宁、特别是斯大林时期,前苏联和中国都编写了政治经济学教材,不管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还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在不同的时期均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和修改,因此其理论体系不如西方经济那样连贯和一致,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没有形成西方经济学那样标准统一的分析方法,其体系也不太系统在社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难以解释的问题,特别是在我们推进市场化的进程中,西方经济学反而能对许多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这种情况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提出了重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何去何从问题。

  对于任何一种经济理论,其存在的根本价值均在于能够解释现实和预测未来,如果一种理论和现实出现了严重的脱节,就没有继续存在的意义了中国当前所走的市场化的道路既完全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描述的道路。当前,中国所出现的许多问题,例如医疗改革、住房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贫富差距等,单纯地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解释,都难以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一门成熟的理论,都必须有一个相应的社会映像。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较为系统和完善,是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分不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只有在有一套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模式之后才能成熟和完善。但是也应看到,一个社会要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没有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做指导也是不行的。在引入了市场机制之后,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重要问题,这就需要不断地提出新的理论去解决这些社会现实问题。今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还应是生产关系,我们要坚持与时俱进的态度,认真研究现实问题,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至于对资源配置这样微观层次的问题,我们应更多地运用西方经济理论进行处理和解决。总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二者应有不同的侧重点,相互补充,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问题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市场经济体系就没有完善的全国的市场经济体系;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因此,解决好“三农”问题,应当是我国政府下一步财政政策调整的核心问题。

  首先是农民的收入政策问题。我国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农民的收入问题。但是,在经济转型期,农民收入问题比较复杂,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必须同时考虑在我国农村建立市场经济机制和解决农民收入这个双重的、有的时候是相互矛盾的问题。近年来,纵向比较,尽管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比较快,但是同城市的情况相比较,收入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我们以今年前三个季度的情况为例,在前三个季度,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347元,扣除物价因素,比去年同期实际增长9.0%;而同期农民现金收入人均只有1802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率只有3.8%。农村与城市相比较,农民同期的收入只相当于城市居民的28.4%,尚不足城市居民收入的1/3;而同期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也比城市居民低5.2个百分点。

  其次是农业生产条件问题,主要是政府对农业领域里的公共投入不足(例如,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和技术研究与推广等等)。而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实际上也是改善农民经济状况、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实践均证明,增加属于“绿箱”政策(符合WTO规则的农业支持政策)的农业公共投入,可以通过提高单产水平和替代私人投资等方式有效地降低单位农产品的私人成本,从而降低农产品的国内生产者价格,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上同其他国家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再次是农村经济体制问题,即进一步稳定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稳定和安全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是确保稳定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与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通过完善土地使用制度,可以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因为完善的土地使用制度,可以提高预期收益,有利于增加投资和提高生产率。

  积极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不仅仅是一个乡村与城市区域划界的改变的问题,更主要的,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纵观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无一例外地都经历过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同时也意味着工业化,甚至是市场化;反之,推动工业化的结果必然也是城市化。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发达的国家无一不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因此,我国经济和社会经历城市化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经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财政政策的重点,应当是积极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城市化。

  2001年,我国人均GDP大约为1000美元,城市人均GDP大约在2000美元以上;城市化率在37%左右,这意味着我国大约有5亿人左右处在人均2000美元的城市化高速起飞的起点上;2002年我国的成化率达到39.1%,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引起的投资热潮的高涨构成了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动力。

  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双引擎。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低价工业化和高价城市化。因此我国政府财政政策在这个方面调整的重点应当是转变传统的财政投资方式和理念,引入非政府部门参与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供给领域,提高财政政策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使用效率,以便有效解决我国城市化的高成本问题。

  一是基础设施的高投入。例如水电、燃气、公路、交通、绿地等等,都需要相当多的资金投入;

  二是公共服务的高投入。例如控制和治理环境污染,公共服务部门(包括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相对高额的人工费用,教育,城市运营,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化的费用;

  三是社会保障的高投入。这一方面是我国目前尚无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在大量的农民变为城市市民的情况下,即使是城市本身的社会保障投入也必将增大。而下一步的发展必然是建立起能够覆盖全社会的、包括城市和农村全体居民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在这个体系建立的初始阶段,无论费用出自政府还是居民个人,都将是一笔高投入。

  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就是高成本,因而需要高投入,高税收。因此,我国政府面对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一是利用政府财政政策的影响力解决好非政府部门对城市化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投资问题,二是要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率,尽量减少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财政的资金压力,三是要进一步调整税制结构,建立健全中央税和地方税体系,确保政府有比较充足的财源和财力履行其职能。

  我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成为一体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我国政府在经济转型时期,其财政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调整必须充分考虑到开放经济这个现实,实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

  开放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因此,传统的治理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或者紧缩问题的财政政策必须改变,必须充分考虑政策的国际效应,必须重新估价一个国家的政策由于国际经济的影响,由于其他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而形成的抵充效应。2003年10月底开始到目前出现的中国粮食、食用油和其他原材料价格波动,对世界市场的影响以及世界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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